肺炎冲击系列专题 5》全面解析美食外送平台成本问题,如何从疫情中创造双赢模式?-

肺炎冲击系列专题 5》全面解析美食外送平台成本问题,如何从疫情中创造双赢模式?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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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疫情严重的美国,一位位于芝加哥的餐车经营者贴出了美国外送平台 Grubhub 的营收款项,讽刺地表示「叫外送并没有真正帮助到(因为疫情收到影响的)餐厅,因为钱都被外送平台赚走了」──这张贴出的营收显示,46 张订单消费了 1,042 美元,但是最终落到餐厅的手上只剩下 376 美元。

不过这张单子扣除了退掉的订单 131 美元后,主要的问题在于「Promotion(推广)」费用较高,吃掉了 231 美元的利润,另外有 7 项「订单调整」,意味着使用者并不满意该餐厅的服务(如送货错误、烹调问题等)而扣除了 131.19 美元,另外在订单调整的下方也返还了 7 个订单相关的费用,意味着如果没有订单调整以及推广费用,该餐厅的外卖单营收约在 700 美元左右。

这张餐厅的业者贴文掀起了一轮论战,贴文者表示这张单属于特殊情况,代表平常收益没有这幺低,不过也有人认为原本外送就是宣传或增加营收的外快性质,本来就不该以餐厅原本的收益看待,毕竟要让客户能够进入餐厅用餐才是正途──况且使用了 Grubhub 的推广服务,就应该要接受推广服务就是这幺贵的道理。

▲ Grubhub 在官网中披露的成本试算。

但也有人认为这代表平台抽成过高,一般的餐厅在这样的抽成下难以为继。原本受到疫情影响而难以维繫的餐厅,即使投靠了外送平台,也只是将房租的成本转嫁到外送平台去,但在没有人进入餐厅消费的情况下,外送平台也没办法成为他们的救命稻草,别忘了除了人力成本、瓦斯水电等基本开销外,他们被外送平台抽成后,仍然需要支付店租费用,如果来店的客数不多,那店租的成本就形同浪费。

外送平台的抽成是否合宜,可能没办法单看抽成,而需要看活跃用户数(与单数有密切影响)与外送员的薪资成本计算,一般来说外送员的薪酬占外送平台的 50% 以上,而中国的美团外卖自曝成本超过 80%。

外送员是平台无法捨弃的成本支出

以 FoodPand 跟 UberEats 来说,我们会在餐饮外送的订单中看到 30 到 50 元的外送费用。但除了这些外送费用外,平台会依照每一个外送员的单量再给予程度不等的佣金,这些佣金主要就是从平台的抽成费用中提拨,没有这些额外的外送奖励,一个小时顶多跑三单的外送员根本赚不到多少钱。FoodPanda 今年初就因为更改了一些规则,导致外送员大量流失到 UberEats 去,不得不在今年 3、4 月祭出活动拉回外送员。

▲ 网友分享 FoodPanda 的里程奖励计算方式。

但讽刺的是,即使外送平台是一个如此风口浪尖的服务,加上 20% 到 30% 的抽成,全球的美食外送服务公司大都处于亏损状态,即使少部分如 Grubhub、Just Eat 等可以转亏为盈,但 2019 年有更多公司投入了这个行业,导致这些老字号外送服务也感受到庞大的压力。Grubhub 在 2019 年输给 DoorDash 掉下龙头宝座,而 Just Eat 虽然靠着在伦敦市场的天下保持获利状态,但也感受到压力而打算与 takeaway.com 合併,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外送平台。

美食平台真的都在获利吗?

除了基本营运(包括抽成)、行销成本以外,美食外送平台要获利,基本取决于两大要素影响:国民可支配收入与餐饮业产值。

可支配收入影响的指标很多:首先就是影响人民愿意付钱购买餐食的比例,愿意花费在餐食上的消费越高,就代表餐厅营利空间越大。同时可支配收入也影响贫富差距问题,贫富差距越大的地方,外送平台需要花费的成本就越低──因为只需要用低成本就可以聘僱到外送员,如果贫富差距越小,那外送平台在外送员的成本支出上就会拉高。

但贫富差距与可支配收入两者在现今的经济架构下基本上是相斥的:一个国家的平均可支配收入越高代表贫富差距越大,反之亦然,而这也是外卖平台在不同国家需要採取不同策略的原因。

▲ 英美用户外送服务频率的使用者调查。

例如许多人都以为中国的外送产业发达,事实上两大外送平台美团外卖与饿了幺两者的月活跃用户都落在 3,000万到 6,000万人摆荡,这些数字在超过十亿人上网的中国来说,活跃用户比率仍然在 5% 上下,基本上还不算多。但美团外卖藉由在第三级乡镇城市的布线成功而于 2019 年获利,不过也在 2020 年的第一季因为疫情而加大外送员的补贴力道,因此转为亏损状态。

换句话说,由于外送员是在外送服务中极为重要,而主要营收来源的店家让利空间就会变少,也间接导致店家无法倚靠外送生存。而外送平台的获利需要靠「订单量」拉抬,只要数量没有达到一定目标就无法获利。

疫情导致来客数萎缩,餐厅只能饮酖止渴?

由于 2020 年的肺炎疫情严重,餐饮业不景气的情况已经达到史上罕见的高峰。换句话说,在保持社交距离的情况下,外送就成为一个餐厅是否能够继续存活下去的选项,但即使如此,外送的人口比例其实没有人们想像中来得高,加上交通成本与人事成本来看,除非食品外送的比例能达到网路使用者的 10% 甚至 20% 左右,不然就很难营利。

▲ 全球年度用户数统计与预估,浅蓝色为外送平台,深蓝色为餐厅本身的外送服务。

但这并非是不能改变的现状,要能让外送平台与餐厅达到平衡,其实有个简单的方式可以解决:就是让餐厅选择客户单是否要自己外送。

如前所述,外送平台的成本主要是来自外送员,也因此他们的抽成难以下降──除非这个餐厅的单量非常巨大。也因此在这种餐厅来店数降低的情况下,外送平台可以自行让餐厅选择是否需要平台调配外送员,并依状况调降抽成鼓励餐厅自行外送,这样的好处有两个:

1. 餐厅可以减少外送抽成问题,并降低裁员比例。
2. 外送平台可以专注行销业务,同时不需要养这幺多外送员。

餐厅除了因为疫情而减少来客数外,也可能有较不繁忙的时期(如下午时段),而这种时候餐厅就可以指派外厂服务员成为外送员,除了可以降低外送的成本外,也可以减少外场服务员因为疫情而受到工作不保的冲击。事实上餐厅来客数多、较为繁忙的时段如果还有外送需求,就代表这些外送在繁忙时段等于餐厅的额外收入,所以在繁忙时段还能有外送需求,委託外送平台服务等于是多赚。

另外一方面,外送平台仍然可以收取手续费维持平台的营运,同时也不需要花费大量成本在外送员的薪资上(甚至可以专门养月薪制外送员)。以现在这个大数据时代来说,外送员的成本可以有个大概的预估,同时可以按照减少的外送员比例增加现有外送员的薪水,藉此提高外送员收入与意愿(这些成本也可以用保险增加外送员保障)。

▲ 外送员(中国称骑手)的效率影响外送平台的营收。

平台也不需担忧会因此受到餐厅自行外送的冲击,现在早已不是消费者想要在自己的手机里装一堆 App 的时候,平台单一化才是往后的趋势,且一般餐厅要自己营运外送服务并不容易,对于年轻的消费者而言,使用 App 点餐远比打电话给餐厅还轻鬆愉快,这个趋势迟早会因为时间而扩散到大部分的消费者族群上。

事实上养如此庞大的外送团队,对于美食平台本身而言也是个重大的负担,即使是人力成本低的中国,许多需要倚靠外送员的服务也在去年逐步缩编、减少,就是因为养外送员本身是极大的成本负担。美食平台或许会认为这会因此而削弱自己的影响力,但从长久来看,利用餐厅本身人力减少平台本身的外送负担,是可以创造一个双赢且不会给彼此带来成本压力的最好方式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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